談明清筆筒|文房四寶|書法繪畫|

筆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現得最晚,大致到了明朝晚期,文人的案頭才設置筆筒。這與一般人的想像有些出入。筆筒造型簡單,一般口底相若,呈筒形,少有大的變化。比起其他文具,筆. 筆筒是一種最為常見的置筆用具,一般呈圓筒狀,材質多樣,可見竹、木、瓷、漆、玉、象牙、紫砂等,是文人書. 筆的歷史    在林林總總的筆類製品中,毛筆可算是中國獨有的品類了。傳統的毛筆不但是古人必備的文房用. 筆洗是文房四寶筆、墨、紙、硯之外的一種文房用具,是用來盛水洗筆的器皿,以形制乖巧、種類繁多、雅致精美. 安徽博物館藏宋“蹴鞠紋牙雕筆筒”,不僅物品精美,藝術價值高,而且圖像內容真實地反映了宋代人的休閒娛樂. (明)萬曆    長26.5cm    上海博物館藏品    長圓管狀,中空。器身繪青花五彩蟠龍花卉.
筆筒在古代文具中出現得最晚,大致到了明朝晚期,文人的案頭才設置筆筒。這與一般人的想像有些出入。筆筒造型簡單,一般口底相若,呈筒形,少有大的變化。比起其他文具,筆筒簡單而實用,可在明朝中葉之前,文房用具中卻沒有筆筒。
  筆筒的前輩大致有筆架、筆床、筆格幾種。唐詩人杜甫在《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》一詩中有“筆架霑窗雨,書簽映隙曛”之句,讀來小景美不勝收。筆架何樣?宋朝魯應龍在《閑窗括異志》中有準確描述:“遠峰列如筆架。”這使人對宋人案頭常置石頭有了功能上的瞭解。宋元明清大量傳世的筆架山,應該就是置放毛筆的一種文具。唐朝的另一位詩人岑參在《山房春事》詩作中又有另說:“數枝門柳低衣桁,一片山花落筆床。”床為臥具,顯然筆置於筆床定為平放。明人文震亨在《長物志》筆床條中稱:“筆床之制,世不多見,有古鎏金者,長六七寸,高寸二分,闊二寸餘,上可臥筆四矢。”具體而形象。這類筆床,文震亨批評說:“最不美觀,即舊式,可廢也。”
  筆格其名古澀,《長物志》稱:‘筆格雖為古制,然既用研山,如靈璧、英石,峰巒起伏,不露斧鑿者為之,此式可廢。古玉有山形者,有舊玉子母貓,長六七寸,白玉為母,餘取玉玷或純黃純黑玳琩之類為子者。古銅有鏒金雙螭挽格,有十二峰為格,有單螭起伏為格。窯器有白定三山、五山及臥花哇者,俱藏以供玩,不必置幾研間。俗子有以老樹根枝,螭曲萬狀,或為龍形,爪牙俱備者,此俱最忌,不可用”。據此可知,筆格為石、玉、銅、瓷、木等材料所制,式樣不外乎山形,或各類演變成有起伏者均被視為筆格,與筆架式樣及功能大同小異,可視為別名。
  筆筒的產生
  以目前已知的實物論,筆筒的產生不會早於明代嘉靖朝。明晚期人屠隆在《文具雅編》中僅提了一句筆筒:“湘竹為之,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,餘不入品。”
  文震亨《長物志》明確指出了筆筒的古制:“鼓樣,中有孔插筆及墨者,雖舊物,亦不雅觀。”文震亨在萬曆年間已將此類筆筒視為舊物,可見其生命力之弱。這類一方三圓(個別也有四圓)孔的鼓形文具,很長時間名稱混淆,功能說法不一。據此,我們可以知道,這就是筆筒之祖,與後來大量生產的筆筒大相徑庭。
 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,這類古制筆筒,都出自明嘉靖萬曆時期,上推正德,下接天啟,尚未發現有形制相同者,由此我們們基本可以推斷筆筒的大量生產從明朝晚期始,這與存世文物也相吻合。
  《長物志》中筆筒條稱:“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,然難得大者。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,俱可用。”這次文先生弄錯了,宋定窯絕無筆筒,如確有竹節式樣的筒形瓷器,也不會是筆筒。如確有竹節式樣的筒形瓷器,也不會是筆筒。因當時還沒有筆筒。這在大量的宋畫中可以印證,從未發現案頭有筆筒陳設。至於青冬磁細花及宣窯者,也應是以訛傳訛,明末喜在瓷器上屬前朝款識,以宣德成化最多,如有宣德款識筆筒為文震亨親眼所見,也不過是寄託款罷了。文震亨不是文物專家,錯誤在所難免。景德鎮近年出土了十數萬件禦窯瓷器,明中期之前未見筆筒。
  需要指出的是,臺北故宮博物院於1989年在臺灣舉辦了《宋官窯特展》,並出版了展覽圖冊,其中第62號展品《官窯粉青筆筒》,年代定為北宋。此筆筒紫口鐵足,釉面瑩潤,美麗無比。底足修胎規矩,施醬釉。底部鏨有清乾隆皇帝禦題七言詩一首:“瓶碗官窯亦恒見,筆筒一握見殊常。宣和書畫曾經伴,南渡兵戈幸未亡。火氣全消文氣蔚,今人如挹古人芳。不安銅膽插花卉,拈筆吟當字字香。”此詩作於乾隆癸卯年,即1783年。這一年乾隆皇帝七十三歲,他心血來潮作的這首充滿打油味道的詩,把這只筆筒定了性,即此筆筒曾為宋徽宗所用,當為北宋之物。其實,這只筆筒最早也不會早于雍正一朝。圖冊前言中也稱:“展品62號筆筒,……依風格來看可能是清朝之物。”如果作者知道宋朝根本沒有筆筒,就完全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。
  1990年,在北京故宮博物院,舉辦了第一屆《中國文物精華展》,並也出版了展覽圖冊,其中第142號展品《牙雕踢球圖筆筒》,年代也定為宋朝。這只象雅雕刻筆筒,從畫面上看,與明末徽州版畫無異,制式與刻工也與同時期常見筆筒相同,當為明末之物。定為宋朝,同樣錯了。
  筆筒的發展
  以文獻記載,筆筒應該是竹木制在前,瓷制在後。朱松鄰生活于嘉萬時期,為嘉定派竹刻始祖,所存真跡罕見,但他對後世影響極大。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筆筒,老松仙鶴虯勁古拙,定為朱氏僅存真跡。此筆筒作於1571年,為隆慶5年。此為已知最早的帶有紀年的筆筒。
  《長物志》也稱:“(筆筒)湘竹、棕櫚者佳,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,紫檀、烏木、花梨亦間可用。”花梨即黃花梨木,明式傢俱常用之良材。由此可知,明末竹木筆筒大興,品種極多。從工藝要求上看,也比瓷制少有限制,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,獲取實惠。所以,竹制筆筒各流派爭雄鬥豔,木制筆筒式樣層出不窮。
  明末,由於政權不穩,文人厭惡政治,逃避現實,大興奢侈靡爛之風,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美器。筆筒作為案頭文具中最具裝飾性的代表,異軍突起。文人雅士,無不以獲取美器為榮。據《廣志繹》載:‘如齋頭清玩、幾案床榻,近皆以紫檀、花梨為尚,……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,海內僻遠皆效尤之,此亦嘉、隆、萬三朝為盛。至於寸竹片石,摩弄成物,動輒千文百緡。”這一時期,文人自製成癖,工匠窮極工巧,許多精美絕倫的筆筒,“幾成妖物”,令今人歎為觀止。
  傳世筆筒中,竹木牙等材料製成的筆筒明末很多,可以認定萬曆年間的亦不在少數,然瓷制筆筒萬曆年間的幾乎不見,唯崇禎一朝大量出現,且精美無比。
  竹木牙一類筆筒,大都出自文人的喜愛,取之自然。文人親自操刀的亦不在少數。留下姓名的名家有許多,朱氏三傑、濮仲謙、張希黃,代表著明朝竹雕的三大風格。入清以後,人才輩出,竹雕木刻技藝無不精絕。
  而瓷制筆筒,沒有留下工匠之名,書寫制做年款的卻不少見。這似乎與竹制筆筒屬款之風有著某種聯繫。明代瓷制筆筒,目前僅見青花,繪製技法一反萬曆草率之風,工細之極,不讓畫家,足見文人對筆筒之重視。
  入清以後,筆筒材質更加豐富,瓷製品種驟增,應有盡有,至康熙時期達到了高潮,雍正乾隆時期風格變幻多樣,仿生品種迭出,粉彩美侖美奐。
  青花瓷自元朝在景德鎮始燒起,迅速成為中國瓷器主流,青花筆筒當然也就成為筆筒的最大宗。康熙一朝,社會走向安定,明末清初祈求色彩題材減少,追求平和安逸的作品增多。康熙青花筆筒,以人物故事、花鳥山水見長,為雍乾之後力所不及。
  彩瓷豔麗,各類彩瓷均發揮長處,粉彩柔和,五彩熱烈,鬥彩華貴,墨彩雅致,礬紅彩描金富麗……各類彩瓷利用其優勢,製成筆筒,美不勝收。
  顏色釉進入康熙朝,無論高溫釉低溫釉,發揮得淋漓盡致,高溫釉之亮麗熱烈,低溫釉之柔和文雅,其表現力前所未有。兩種顏色以上的複色釉,也大膽創新,仿木、仿石,順其紋理自然,色彩變幻。
  其他竹木牙漆,水晶端石銅玉等材料統統被工匠所利用,竹制為最大家族,流派名家輩出;木雅隨竹刻家走遠;漆制也隨心所欲;至於硬質材料,玉石、金屬等,在工匠手下隨意設計,化堅硬為柔軟,至今看來仍屬鬼斧神功之技。中國文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注重個人品味,追求生存格調。這種格調與品味的追求,即使反映在筆筒這麼簡單的文具上仍然千姿百態。一個小小的筆筒,置於案頭,幫助文人敘說他的審美心境,同時,也向後人展示了他們的非凡才華。
本條由網友[Sieber]提供 2012-4-9 14:22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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